自從玉米和大豆被改造為能夠抵御除草劑草甘膦的枯萎霧氣以來，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了。這種改良作物及其除草劑最初被譽為控制雜草的“銀彈”，很快在北美玉米和大豆種植區得到廣泛采用。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需要根除的雜草悄悄地煽動了叛亂。

由農業部農業研究局 (USDA-ARS) 和 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科學家領導的 一項新的 PNAS Nexus研究 回顧了工程作物商業化后草甘膦的功效。研究人員收集了和加拿大贈地大學年度除草劑評估試驗的數據，結果表明，他們檢查的所有七種主要雜草物種的草甘膦控制效果均顯著而迅速下降。

農業部農業研究局博士后研究員、該論文的第一作者克里斯·蘭道 (Chris Landau)表示：“我們的分析代表了雜草群落如何適應整個北美空前規模的簡化雜草管理策略的最大累積衡量標準之一。”

盡管草甘膦在早期提供了卓越的雜草控制效果，但數據集中的大多數雜草在短短兩到三年內就表現出了對該化學品的適應跡象。十年內，雜草對草甘膦的反應降低了 31.6%，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進一步線性下降。

“大自然正是做了我們試圖幫助人們避免的事情：它適應了，”合著者 亞倫·哈格(Aaron Hager)說，他是農業、消費者和環境科學學院作物科學系 和 伊利諾伊州推廣學院的 教授和推廣專家。 (ACES)在伊利諾伊大學。

除了失去控制之外，草甘膦的功效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變得更加多變。

“當首次采用耐草甘膦作物時，各種環境中的雜草控制都很高;然而，年復一年，草甘膦的表現變得不太一致，”合著者 、農業部農業研究局的生態學家、作物科學副教授馬蒂·威廉姆斯說。“例如，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草甘膦對大多數地塊中的特定物種提供了近 100% 的控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可接受的雜草控制變得越來越少，通常會下降到 50%、30% 以下，甚至更糟。”

這些模式源自于贈地大學進行的年度除草劑評估試驗，通常與其各自的推廣服務相結合。這些精心管理的試驗測試了新的和現有的除草劑對許多常見和麻煩的雜草種類的影響。大多數贈地大學每年都會在全州范圍內開展多項除草劑評估試驗，其中一些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一直在運行。

幾年前，蘭道、海格和威廉姆斯挖掘了伊利諾伊大學除草劑評估試驗的歷史數據，以研究氣候變化對伊利諾伊州 玉米 和 大豆 田雜草控制的影響。當他們決定研究該國最廣泛使用的除草劑的歷史時，團隊知道訪問伊利諾伊州以外的數據會更有效。Landau 與北美 24 個機構合作，編制了一個龐大的數據庫，包含 1996 年至 2021 年近 800 萬個觀測數據。

在當前的研究中，蘭道將數據篩選到每年單獨或與芽前除草劑結合使用草甘膦進行測試的田地。他還將目標雜草縮小到七種主要參與者：一年生豚草、巨型豚草、馬草、羊角草、長芒莧、莧菜和水麻。最終，該數據集代表了來自 11 個機構的試驗數據。

在記錄了草甘膦控制模式和隨時間變化的情況后，蘭道重新對在草甘膦之前施用了芽前除草劑的地塊進行了分析。結果卻截然不同。

“添加對目標雜草物種有效的芽前除草劑可顯著改善控制效果并減少草甘膦隨時間的變化，”Landau 說。“我們看到的任何雜草品種每十年失去控制的程度最高為 4.4%，而僅草甘膦的控制損失為 31.6%。”

海格并不感到驚訝。15 年來，他與伊利諾斯大學的幾位同事一直警告不要依賴任何單一化學物質。他 在2008 年提出的旨在避免草甘膦抗藥性的建議 包括指導充分使用芽前除草劑。這一建議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這與當時的普遍做法相去甚遠。

“由于 ALS 和 PPO 抑制劑(其他類別的除草劑)已經失去控制，我們最終認為有必要對草甘膦提出一些非常具體的建議。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很清楚這將會是怎樣的結果，”海格說。“不幸的是，我們是對的。”

草甘膦的數據集只能顯示模式，不能解釋。雖然除草劑抗性可能是罪魁禍首—— 近幾十年來這個問題已成為農業雜草的 一個主要問題——但這并不是草甘膦可能失去控制力的唯一原因。

蘭道指出，他在分析中追蹤的兩個物種——絨葉草和羊角草——尚未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現草甘膦抗藥性的確診病例。然而，兩者都遵循與數據集中的抗草甘膦物種相同的趨勢。他說，過去 25 年除草劑壓力或同時發生的氣候變化可能選擇了更大的葉面積或更早的出芽，這兩者都可以幫助雜草在草甘膦下生存。

無論機制如何，模式都很明確：控制雜草的靈丹妙藥并不存在。研究人員敦促化學品多樣化，包括土壤和葉面施用產品;作物輪作模式;和機械控制。

未來是否會推出另一種靈丹妙藥?海格說，草甘膦的故事應該起到警示作用。

“讓我們想象一下一家公司說他們有下一個靈丹妙藥。它將幾乎立即享有巨大的市場份額。但它需要制定一項管理計劃，以便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好地保持這種化學反應，”他說。“為什么我們會認為大自然的行為會有所不同?不會的。”